叶听风 发表于 2015-3-9 21:33: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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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有善恶两面。动物处于本能的欲望表现出来的恶,无所谓恶。而人类走出原始状态,进入私有社会后,为了个人利益的私欲,成为了激发出人性之恶的主要原因。为此,人们利用宗教来教化、约束人性之恶,用赎罪、入地狱、上天堂这样的话叫大家弃恶从善,并且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制管束人们,让人们在这样的管束中成为远离恶性的文明人。可是,在当今如此文明的世界,人性之恶在中国却处于一种释放的状态。

  从宗教的角度来讲,像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一样,儒教、佛教的经典都在教导人们从善。但在中国,佛教只是摆出烧香拜佛乞求平安、发财的模样;儒教深入国人骨髓的仁爱,却只限于血缘、亲情、家庭之间的爱。而几千年来,忠君的教义却发挥得很好。在中国,我们这些国家主人和封建帝王时的臣民,没有本质的区别。现在照样如此,国家只强调百姓爱国,而国家对百姓有没有责任、应该有怎样的责任,就连那个当了12届人民代表的申女士也不知道,否则她不会说出只有中国才有低保的话。她肯定以为,国家给普通百姓社保是地球上的新鲜事,中国有低保是文明中的文明。中国的大头百姓知道社保,也只是近几年的事。之前,中国人知道必须纳税,但不知道纳税是要让公家的人把自己当成主人,服务自己,给自己应有的保障。现在50岁以上的大部分中国人,仍然对国家给予的那一点点好处感恩戴德。

  封建王朝的忠君爱国,和现在只强调纳税却忽视社会保障的事,都是要求百姓单方面无私献爱,这样的爱国主义讲得再多,百姓对国家也是冷漠的。我怀疑如果抗战没有胜利,中国人会服服帖帖地做日本国的良民——中国人的这一德性从元朝和清朝的历史可见一斑。中国人有这种传统的德性,爱国的教育自然难一些,并且只要求他们单方面献爱,教育的内容又过于强调政治色彩,这种条件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很难有好的效果。国家叫百姓爱国,却不给他们相应国力的保障,百姓就会缺少对国家的认同感。道理很简单,辛苦工作却得不到奴隶主回报的奴隶,会爱奴隶主吗?对国家缺乏认同感的百姓,不会有多少社会责任心,自然善良不到那里去。

  一个充满爱心的善良社会,一定是倡导平等的社会。让国民感到不平等的社会,大家会互相歧视,而且各种社会性的仇视会多一些,莫名其妙地伤害无辜者的暴徒也会越来越多。广大农民工虽然和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,但由于薪酬、社会公共服务等各种待遇不平等,很难完全融入当地。失去土地本色的新生代农民工,在这种不平等的环境下成长,难免对社会有过激的看法,稍有不顺心的事,就有可能变成暴徒。而且我们是一个体制内外有别的国家,这样的体制是在用制度制造不平等。这些通过不合理的制度搞出来的不平等充斥着整个社会,这一切我们没有看到想改变的迹象。我们的国家虽然做了一些民生保障的事,但残疾人还得忧虑父母去逝后的生活,遇上大不幸的人仍然叫天天不应。按理说,国家应该通过关爱这些弱势者和不幸者,表现大爱,倡导大爱,由此让社会充满爱。可是,我们有这样的国力,却没有相应的国家之爱,社会的爱心难以激发出来。贫富差距太大,更是加剧了众人不平等的感受,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,不仇富才不正常。

  感到不平等的人,如何对国家有认同感,如何对别人有爱心?这样的人自然缺乏社会责任感。没有爱心、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,往往会表现出对私利的过分看重。中国人最大的责任感只限于家,他们很少考虑亲人以外的人。这是我们的传统个性,但这样的传统个性,在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至于表现出人性之恶来,毕竟农耕社会不像商品经济社会一样,人与之间有这么多交流,交流少了,也就少了对别人表现恶的机会。如今不同了,在中国,人性之恶被释放出来,中国人变得自私自利、损人利己。短斤少两、劣质产品是小事,搞出要人性命的有毒食品、假药也是常见的事。有人说中国是“互害社会”,我认为很有道理。

  这些问题的存在还能怪谁?怪我们有利己的传统德性?确实如此,但这一不好的品性是可以通过法治教化来改变的,没有法制的教化,东西方任何文化、任何国家的人,都会表现出“互害”的利己行为。我认为,现代人的文明更多是法治教化的结果,是法制约束出来的,现代文明人的精神就是法治信仰。有了交通规则,有了坚决执行规则的管理者,才会有遵守交通规则的文明人。交通规则深入人心,人们在无一辆车行驶的深夜,也会在斑马线处等待红绿灯。世界被中国人搞得闹“奶粉荒”,生活在世界工厂的中国人却信任日本的马桶、电饭煲——这些国家不是天生讲诚信难以找到假货,是因为人家的社会受到契约精神的驯化。中国人到国外消费上万亿,有不相信中国制造的原因。法制教化的文明只能是国家的责任。

  可是,我们建国60多年,仍然不得不疾呼依法治国,这说明中国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成就,却忽视了法治、忽视了社会的建设。我们的口号虽然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实际是唯经济论——只要经济搞好了,什么问题都可以先放一放,问题到了实在太有问题的地步了,便搞“严打”,搞运动式的反腐。制定好的法律制度,也因为缺乏民主监督而形同虚设;在土皇帝的天地下,权力大过法律,经济越发展腐败越严重,公平正义被不合理的制度和腐败破坏了。孩子吃不到放心的奶粉,自来水经常出现异味,我们像柴静一样痛恨雾霾,这一切能怪谁?只能怪执法者在好处、亲人、朋友面前很难做到公正。就算有法可依,也因为管理者不作为、乱作为,放任了不法者,给不法者壮了胆。整个中国没有严格的制法的环境,怎么会有法制文明的教化?遇到损坏地方财税收入的执法,一切法律靠边站,环境污染是小事。国企如此,私企也这样,他们仍然在为金钱制造癌症村、尘肺病。只能看感冒病的乡镇卫生院倒是公益了,其它医院却成了赚钱的产业,这样搞法,你还会奇怪给心血管患者多放几个支架的事吗?我看要人性命的过度医疗也不应该会少,只是我们这些外行不知道而已。这一切无疑把害人的恶性释放出来了,这一切是不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。就像有的人说的一样,飞船都能上天了,小小的奶粉都搞定!

  还有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制度,过分压缩了部分人的生存空间,特别是小商小贩的生存空间。抢食的空间少了,竞争就会过于剧烈,这样的竞争会使大家变得缺德。短斤少两、毒豆芽、毒大米,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过上富裕的日子,但这样的竞争,使这些曾经善良的普通人也变成了“互害”的人。

  有的人会说,西方文明的国家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过去。我的反驳是,过去人家没有前车之鉴,而我们是后来者,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。难道前面的人踩着屎,你也要跟着踩上一脚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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